无论以上所论国家与公民究为何种关系，则终能导归到一个主题当中来，我并将此称之为现代国家与现代公民的再度复合。

中央部门包括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员会等党中央工作部门。同时，党组在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时要与本单位领导班子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责相统一，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民主程序转化为本单位领导班子的决定。

依法治国要求执政党依法行使这些国家公权力，依法首先是依国法，如党管干部要依《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 党管军队要依《国防法》等法律法规，党管意识形态要依有关新闻、出版、网络、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治国的法既包括硬法 -- 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如以刑罚、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或民事责任条款保证实施的法，也包括软法 -- 不是以国家强制力，而是以组织纪律、道德、舆论、理性等软约束力或激励、引导机制保证实施的法。[17] 在规范党领导国家，推动依法治国的领导行为领域，中共中央单独发布的，或者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具有准党内法规性质的决定、纲要、指导意见等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例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的作用是全方位的。党代表对答复不满意，可以对相应负责人启动罢免程序，由代表会议相对多数代表或三分之二以上多数代表通过罢免决定，报上级党委备案。[16]  参见姜明安：《建立健全执政党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的构想》，载2009年11月5日《南方周末》。

[9]《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规定的内容包括公务用车、公务接待、公款出国的条件和标准、会议费开支的范围和标准、办公用房的要求和标准等，这些规范、规则党内党外一体适用。因为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不同共同体。这一理论建立在对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批判基础之上。

1954年宪法没有规定监察制度，主要是考虑到政府组成部门变化较大，不宜在宪法中规定，以免频繁修改宪法。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代议制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从理论上说，立法机关只能对自己和下一级立法机关通过的立法进行调整和处置，暂停上级立法机关的立法显然超越权限，更不用说暂停宪法的部分规定了。第四，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促进公职人员依法办事的重要保证。

这些思想成为1982年修宪的重要理论依据。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第三，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解决合署办公模式问题的基本途径。建议在第3条第3款中增写监察机关，修改为：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宪法确立的行政监察仅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进行监督，没有覆盖人大机关、政协机关、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工商联机关等的工作人员，监察对象范围过窄。在同条第十项后增写一项，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名，决定中央监察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这是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没有规定监察制度的重要原因。监督相当于汽车的刹车，汽车的安全行驶离不开刹车，国家的长治久安离不开监督。第63条第三项后增写一项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将其纳入全国人大有权罢免人员的范围。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把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根本目标。

四是对国家机关的影响。我国宪法上监察制度的思想源流可追溯至马克思主义代议制理论。

公检法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构成监督体系的第三个层级。三是同审计监督的协调问题。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试点决定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涉及监察委员会的产生、组成、职权及其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通过宪法解释无法有效推进，也不属于宪法惯例，只能通过宪法修改的方式促成宪法与改革的协调一致。[5]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宪法第127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根据上述规定，我国1997年制定行政监察法，建立了行政监察法律制度。第89、107条把领导和管理监察列为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的职权之一。共同纲领第19条规定，在县市以上的各级人民政府内，设人民监察机关，以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并纠举其中之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资产阶级议会由有产者占据，是清谈馆，发挥不了民意机关的作用。[4]在1945年7月著名的窑洞对中，毛泽东回应黄炎培如何避免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时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就是民主。

根据行政监察法，监察机关的调查期限一般是六个月，因特殊原因可以延长至一年。一是，2016年10月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内监督条例第37条规定，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

由于监察委员会由人大产生，对包括人大、政府、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公职人员实施监察，涉及面广，宪法修改时要统筹考虑，避免挂一漏万和前后不一。这在新中国法制史上尚属首次，无疑是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和有益尝试。

此外，改革本身的合宪性问题值得高度关注。在这个体系中，人大通过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质询、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罢免等方式，对其产生的一府两院进行监督，手段丰富，最具权威，构成监督体系的第一个层级。从中央办公厅试点方案看，党的纪委与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也就是说，监察委员会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沿用的是党政合一模式。但公职人员的双重身份表明，他们除了须同公民一样遵守国家法律外，还应当遵守所在组织或行业的纪律，如党员须遵守党纪、政府工作人员须遵守政纪。

最佳办法可能是，试点决定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上作出，既合理合法，更有助于维护宪法权威。在深化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检察机关职能划转、人员转隶后如何发挥好法律监督职能，需要深入研究。

这意味着，我国国家机构将出现一个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平行、专门履行监督职能的全新监察机关，相应地，我国国家机构将由人大、一府两院格局变为人大、一府一委两院格局。宪法第37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8]1975年宪法第22条规定，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公民基本权利是宪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举措数目众多、影响深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按照马克思主义代议制原理建立起来的。宪法第12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从近年来出现的湖南衡阳贿选案、辽宁拉票贿选案、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来看，人大代表选举中出现了公款拉票、收受财物等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问题，人大机关工作人员也参与其中。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中国革命的前途时提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677页。现行宪法第三章按照国家机构的类别对国家机构作出规定。

但六中全会通过的党内监督条例属于党内法规，把监察机关与一府两院并列，实际上确认了监察机关的法律地位。监察机关对政府的影响主要包括：一是监察对象问题。